近年来，船舶追踪数据显示，霍尔木兹海峡在九月初的商品运输船通行量降至自五月以来的低点，某些日期甚至降到个位数，远低于之前平均每天14至15艘的水平。虽然部分船只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（AIS），这并不意味着实际通行船舶的数量只有这些。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莫森·雷扎伊透露，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新的航行限制区域。与此同时，布伦特原油价格在盘中一度逼近每桶98美元，接近百元大关。这一系列事件表面上反映出石油市场的地缘政治动荡，实际上却是美伊间一场持久对抗的开始——双方都意识到不再可能迅速解决局势，而是拼耐力，谁的社会能承受得更久。

这一转变，被许多国内分析师所忽视。我个人认为，当前美伊对抗的关键并不在于军事，而在于双方社会的承受力。美国认为伊朗无法忍受通货膨胀与货币崩溃，而伊朗则相信美国选民无法忍受油价攀升及中东泥潭。双方都在赌对方会先崩溃，但对彼此的理解却存在严重失误。伊朗里亚尔在自由市场上一度跌至203万里亚尔兑1美元，德黑兰的统治者认为，如果油价涨到一百美元，白宫将会解除制裁，结果都未如所愿。

这便是我一开始所说的，比美国的误判更加危险的是，中国人对伊朗问题的实质缺乏清晰认知。美国的误判源于其战略惯性，难以改变；但若我们跟随他们的叙述方式理解德黑兰，当未来我们面临围堵时，则难以找到自己的立足点。

首先，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失误。特朗普在今年五月访华回国后，曾放出要松绑对“茶壶炼油厂”的限制，随后却又签署延续制裁的文件，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没有哪个国家能逃脱美国制裁的范围。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基于一个信念：即“承受足够痛苦便会低头”的经济学公式。然而，这一公式在伊朗从未成立。自1980年至1988年的伊朗和伊拉克战争，数十万人丧生，而伊朗没有屈服；2018年，特朗普撕毁伊核协议后启动极限施压，伊朗仍未低头；即便美以联手将福尔多和纳坦兹的离心机厂炸毁，伊朗依旧屹立不倒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认为对德黑兰的决策者而言，忍受经济痛苦是选择，向美国屈服则是生存，两者的重要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美国那些战略家总是无法将“政权合法性”这一因素纳入分析模型。

接下来谈谈我们中国人容易犯的错误。这几个月我看到的评论大致分为三类：一种认为伊朗的政教合一体制早该崩溃，头巾政策使国家乱套，因此应当受到惩罚；另一类说伊朗内部腐败，精英子女逃往西方，是人民不满的根源；还有一种更为“清醒”的看法，认为伊朗与中国关系一般，早在三月份，中远海运的两艘货轮就已经平安撤出霍尔木兹，管他生死。这三类看法虽然各有道理，却都误入歧途——将外部围堵的主要矛盾缩小为伊朗内部治理的问题。我重申，我的判断是：比美国的误判更危险的是，中国人仍未看清伊朗问题的真正实质。

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是否致命，往往取决于外部环境是否给予其调整的空间。伊朗的通货膨胀并非源于其无限制印钱，而是因为美元结算通道被切断，石油出口从战前的每日约200万桶骤降至八月的28.7万桶；伊朗上层子女出国，是任何一个被冻结外汇储备国家都可能发生的资本外流现象；中产阶级对头巾的不满则源于工业化所带来的世俗化需求，在军管的国家安全环境下无法得到有效发泄，只能通过街头运动表达。这些矛盾虽然真实存在，但它们是结果，而非原因。

我想更深入地探讨一个问题：有人问，伊朗的困境是否是走错了路？换个角度看，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，是否能够避免这些问题？我认为无法避免。任何一个不愿将石油定价权、金融结算权、货币主权拱手相让给华盛顿的中等强国，必然要支付三笔学费：第一笔是军工业优先发展的学费，抑制民生的发展；第二笔是集权体制对世俗化冲动的压制学费；第三笔是精英分化和资本外流的学费。这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任何追求主权独立发展中大国所需承担的成本。区分在于，谁能把成本控制在社会承受范围内，谁就能够维持；反之，若控制不住，则可能被推翻或解体。伊朗若能坚持到2026年，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它交出了合格的答卷。四十七年前，伊朗发动革命推翻美国安插的巴列维政权，四十七年后仍未被击垮，在近现代史上实属罕见。若将同期被西方围攻的其他国家交替比较——伊拉克政权已被推翻并且长时间动乱，利比亚的国家结构生病，南斯拉夫则完全解体，阿富汗的塔利班也在五年间重新掌握政权。而伊朗仍然屹立不倒。

最后，我的另一个判断是，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战略要塞，正是伊朗手中最重要的一张王牌，也是这场对抗中永远绕不过去的地理现实。全球每天通过这条海峡运输的原油几乎占到海运原油的五分之一，而伊朗则拥有全球第三大已探明石油储量。这两个数据结合，注定伊朗不可能被西方当作正常国家来对待。自1953年英美策动政变推翻摩萨台，扶持巴列维政权，其背后就是为了掌握这一块油田。1979年霍梅尼提出“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”，意味着将这节车厢从西方的列车上直接摘下，从那时起，美伊之间的账目就再也没有算清。因此，今日美军中央司令部每天调动数十艘商船的航线也不足为奇。